中国抗击新冠肺炎战役进入一个新的向好阶段。武汉、湖北形势虽然仍旧严峻，但是前一阶段的混乱局面已得到扭转。武汉已做到“床等人”，“能收全收，能治全治”，武汉以外的湖北其他地区每天确诊病例仅为个位数。全国已经出现治愈病例大于新增病例的局面。特别是湖北以外地区，从两个星期前开始，确诊病例出现了明显的、持续的下降，现在每天基本保持在个位数。中央适时地提出了一手抓防疫情，一手抓复工复产。
当前复工复产进展如何？一方面大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大的基建项目复工势头很好，复工比例逐日上升。截至2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78.9%，其中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达到85.6%。
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一般的商铺和餐饮业复工复产仍旧困难重重。在2月27日召开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克俭也表示，从监测数据看，目前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仅超过30%。其主要“堵”点在于：运输不通畅，原材料、零部件进不来，产品出不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员流动仍旧不够畅通，有些农民工被封村、出不来，出来了，有些中小企业又无法提供单独的隔离场所。
为什么大企业、外资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复工方面的差距那么大？当然与各级政府的政策有关。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企一策”的办法，帮助大企业、大项目、外资企业解决复工所遇到的困难，这在前一阶段是正确的、很有必要的。同时也要明白，这种做法范围有限，不可持续。现代产业本身以及其与外部环境都是密切联系的，供应链则是环环相扣的。同时，每个企业、每种商品所涉及的上下游的供需又是动态变化的，政府无法对每个企业都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所以还是需要从政策层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个针对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主要问哪些因素阻碍了它们的复工，结果回答地方政府政策占比最高（占51%，参见锐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企业经营及管理调研报告”）。
所以，对于前一阶段各级政府防治疫情各项政策应作一个全面分析，看看哪些应该继续保持，哪些应该改变或者取消。我认为三早（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原则仍是有效的，应继续执行。具体而言，各地仍应对来自重点地区（包括海外）的人员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并密切观察；仍应禁止大型集会或聚集性的各种商业性或娱乐性活动，尤其是在封闭的空间中。同时，建议各地政府采取或放宽如下一些政策：
首先，各地设有的各种电子健康码、通行证等证明文件都应被认为有效，各地之间应该互相认可，没有必要一定要通过技术手段统一在一个平台上，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便利交通和人员流动。
其次，各地没有必要对所有复工人员一刀切地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这样做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不仅财务如此，而且中小企业也无法提供必要的设施对复工人员进行单独隔离。
第三，取消因疫情防控对各类企业复工复产的审批手续，改为报备制，以减少中小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的困难。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做了后疫情会不会复发，我的回答是不会的。原因如下：
首先，从新冠病毒的特点来看，就病毒本身而言，虽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病源到底是什么），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主要方面是明确的：它的暴发点是单点（武汉），而不是多点分散的。所以，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这是一个输入性的疾病，比较容易切断与病源的联系；它的传播渠道主要是“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以及“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而不是空气传播。如果是空气传播，控制难度会更大。
其次，从政策有效性来看，武汉封城对阻止病毒传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再加上各地很快宣布了一级响应，采取了“三早”的措施。这些政策对控制疫情来说以前是有效的，以后当然也是有效的。
钟南山院士曾提到本来他们预计春节后返城会出现病毒暴发的高潮，结果并没有出现。上海专家张文宏也提到上海曾经估算最坏的局面是80万人感染，一般情况下也会出现8万人感染，但实际上截至目前上海确诊人数仅338例，政策有效性可见一斑。还应指出一点，现在各地各类防治体系，如流行病学调查、发热门诊等都已经到位，与一个多月前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从时间等社会环境变化来看，此次春节后人们返程复工没有像往年那样集中并出现几天的高峰，而是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陆续回来。也就是说，今后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返程人流。武汉封城至今已经一个多月，可以出来的人都已经出来了，被病毒感染的，一定已经发作，被发现、被治疗了，如果有病毒携带者感染其他人的话也已经感染了。总之，不可能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移动的病毒载体了。
还有，从局部实践来看，放宽一些措施，对防治疫情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例如，深圳从2月9日就取消了复工审批制，采取了报备制，除了刚开始几天新增确诊病例数变化不大，以后一路下行，与总体趋势相一致（见下图一）。江西于2月13日开始撤消所有路卡、路障（除了与湖北接壤），仍保留测温，以后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一路下行，过去两周仅有一天新增一例，其他天均为零增长（见下图二）。
最后，得讲一下概率和代价。假定一个几千万人口的省份过去一周确诊病例低于5例，那么病毒携带者出行到其他省份的比例是多少？肯定很少。而且在上下公共交通工具前后都测量体温，上班前也测体温，这就意味着工作时间段感染别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以很小的概率来制定一系列过于严格的复工措施，那么代价就太大了。
根据钟南山团队的论文，他们发现病毒的潜伏期最高可达24天，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要进行为期24天的隔离呢？因为概率小，一千人中才发现一例。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上述提到的对外省市复工人员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没有必要一刀切。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复工中出现了感染症状怎么办？那就隔离，要对其本人以及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治疗。这样付出的代价会远远低于一刀切的隔离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粗话”来说，“不讲概率、不讲代价，都是耍流氓”。
总之，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从武汉发现第一例人传人到对外公布并采取有效措施，中间滞后了20多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对此必须认真吸取教训。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除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仅从思维方式来说，是由于惯性思维所造成的。以往发生各种被认为对社会有害的事件时，往往采取“内紧外松”的办法，不幸的是这次是病毒，压不下去。
现在同样要避免类似的惯性思维，结果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硬”是指仍旧主要关注防治疫情，有的地方甚至还在加码，害怕承担疫情复发的责任；“软”是指不愿对以往防疫的措施作必要的调整，不愿对复工复产采取有力的措施，只是走过场。同时，在政策导向方面不能偏颇。例如，有种说法，因防控不到位导致疫情反弹，将严肃处理。那么，促进复工复产不到位，是否也应严肃处理呢？只强调一面，必然会导致执行者走向片面，这必须防止。
对疫情给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低估。今年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仅为35.7%，非制造业指数PMI只有29.6%，都大大低于预期。第一季度GDP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特别是最近几天，全球其他地区、多个国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疫情暴发，这会对我国的外贸和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影响，会拖迟和拖缓我国经济的反弹。
中央再次提出要做好“六稳”工作，稳就业与中小企业息息相关。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中小企业法人单位有1807万家，占全部规模企业法人单位的99.8%，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的90%。所以，稳中小企业才能稳就业、稳经济。中央和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财政、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帮助各类企业渡过难关。但正像有些企业主所说，最主要的是要有生意做。确实，只有做生意，上述各项优惠政策才能真正落地。因而决策者必须不失时机，采取果断措施，对前一阶段防治疫情措施作必要调整，积极推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
（出自：第一财经）
